然而，行政机关对程序重启申请作出的不予答复或者驳回申请决定则明显不同。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62] 时延安：《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小结：以上述关键词开始的概括是相当粗疏而必然遗落甚多的，但也足以说明，过去四十年的宪法学，在硬件层面（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研究）和软件层面（法秩序的合宪性控制原理）的学术预备都难谓窳陋。[29]我国现行宪法起草时，王叔文教授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命题，他在1981年发表的《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一文中有这样的论述：应该首先肯定，宪法也是法律，它和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拘束力和强制力。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先生商榷》，《法学》1997年第5期。
[79] 朱宁宁：《全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备案审查理论体系》，《法制日报》2018年10月18日第10版。参见泮伟江：《中国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发展的反思与展望》，《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很多学者认为，造成建筑邻人保护制度摇摆不定的原因就在于，法院在适用保护规范理论阐释相邻权人权益时，又常常援引与之明显冲突的宪法与行政法的规范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芜杂无序的多样化类型和标准，而邻人保护问题也因此陷入法官法的迷宫[80]之中。
根据这一基准，从客观法中提取主观公权利的基础还在于，这一规范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至少同时服务于某个特定的人或人群的私人利益，换言之，客观法规范必须包含确定的私人利益的保护指向（Individualinteresserichtung）。德国学者也将以其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全新归纳称为新保护规范理论，以此与布勒的旧保护规范相区分。尽管自魏玛时代就出现了区分狭义公权利与广义公权利的端倪，后者将那些未获司法保护的权能同样囊括在内，但人们仍旧习惯于用真正的主观公权利指称那些具有完整实现可能，即能够诉诸司法予以救济的权能。其次，与客观法规范一样，法律权能标准及其在主观公权利判断中的权重也渐次消弭。
[68]为消除法律解释的主观性和恣意性，新保护规范或多或少地都拒绝历史解释，认为对于法律规范的保护目的的探求，不能只依赖于立法者的主观立场，而应依赖于对利益的客观评价，即依赖于当下的利益评价，而非依赖于法律在颁布时的利益评价。20世纪60、70年代，很多学者甚至将主观公权利受到压制的原因都归咎于保护规范理论，并因此激烈主张，主观公权利学理甚至作为整体的德国公法都应与保护规范理论彻底告别。
[40] 据此，如果行政仅违反法律或与法律不符，即使对相对人造成不利影响，相对人也不能绝对地以主观权利受损为由向国家提出要求，因为行政对法律的遵守有时带来的仅是纯粹的反射利益。对国家主观公权利的排除，一方面使公权利理论的指向更趋明确，另一方面也与现代宪法理论中国家拥有权力（权限）、而个人拥有权利的区别配置相互嵌合。[2]因为有相对丰富的法教义支持以及相对确定的思考脉络，借由保护规范理论来填充利害关系，相较此前模糊不清的判定基准，显得更为客观且具说服力。[38]有观点甚至认为，这一要件已为保护规范要素所吸收，因为只要客观法规范具备私益保护指向（即保护规范），即可认为其赋予了个人意志力。
从解释方法的统一性而言，旧保护规范理论对法律规范实质的探求特别倚重于立法者意图，这也使历史解释方法在旧保护规范理论中居于首要位置，但对立法者意图的探求，却使法律解释的结果常常沦为一种主观臆测。[101] 参见王宇与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管不履行法定职责二审行政裁定书, (2016) 苏12行终143号;陈振林与南京市国税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管理不履行法定职责一审行政判决书, (2015) 秦行初字第158号;东莞市长安镇花园业主委员会与东莞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一审行政判决书, (2017) 粤1971行初304号。[14] Otto Buehler, Die Subjektive oeffentlichen Rechte und ihr Schutz in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sprechung, Berlin: Springer, 1914, S.36. [15] Hartmut Bauer, 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Lehre vom subjektiven oeffentlichen Recht, Berlin: Duncker Humblot, 1986, S.83. [16] 根据当今的国家认识, 我们将‘臣民替换为‘公民或是‘市民, 由此使其符合新的国家理论。[48] 参见注 (45) , 第127页。
新旧保护规范在解释基准和规则方面所表现出的混乱，也使这一理论一直招致质疑。换言之，基本权利只是在解释一般法规范时，发挥着所谓的价值明晰、体系定位的内部规范效果（norminterneWirkung）。
主观公权利概念的提出，绝非只是私法上主观权利理论在公法的延伸，或私法观察方法在公法的投射，而是对公民具有相对于国家的权利主体地位的承认，是对此前主流的、认为公法只是客观法秩序的公权否定说[10]观念的彻底挑战。但从其或许可以以及或至少无法预见其他的可能的表达中，可窥见，布勒在作出上述论断时，仍旧是试探性的，在内容上也是受限的。
作为德国现代公法中的一项核心教义，[3]保护规范理论提出至今已逾百年。[99] （一）保护规范的纳入与意义：2017年刘广明案再审行政裁定书评析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将作为原告资格判断基准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又扩张为利害关系。但法律权能或是意志能力过于抽象，其在适用过程中被逐渐简化为司法保护，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能。Vgl.F.Giese, 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Muenchen: Beck, 8.Aufl.1931, S.241f. [32] 在宪法领域, 德国渐次发展出基本权利法教义学, 这一理论在关注问题、权利属性认识等诸多方面上都与传统主观公权利理论相互背离, 这也导致了基本权利理论与传统公权的结构性分化。而法院很多时候也反过来在一些案例中认为，如果法律并没有赋予竞争者参与或听证的权利，这些程序权利的阙如也会成为否认竞争者主观公权利的原因。[67]但就解释集合而言，尽管新保护规范在解释方法上通过参酌法规范适用时的客观现实，而尝试使解释过程摆脱对规范制定者不可捉摸的主观意识的探求，并倡导纳入宪法基本权利以及宪法价值对于解释一般法的影响，但与旧保护规范一样，新保护规范迄今同样未形成一套统一的、稳定的解释基准。
[69]但新保护规范理论这种开放的、以客观逻辑为导向的解释方法，却同样无法避免价值立场和利益评断在规范目的解释中的注入。在德国法上，第三人保护问题又突出体现于邻人诉讼和竞争权人诉讼中，但当事人并无法直接诉诸宪法基本权利获得保障，因此就需要论证，所涉及的客观法是否以及在多大范围内赋予了特别人以特别利益的保护。
[60]而那些由基本权利规范中直接导出的主观公权利，其作用也仅限于宪法所确定的保障领域内。其范围的廓清除须权衡保护诉权与防御滥诉的冲突外，还涉及对诉讼法整体制度及其承载力的系统考量，以及参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外部因素的法政策判断，而冲突弥合、系统考量和政策判断最终又须借助某种意涵确定的法教义来予以呈现。
不过尽管在刘广明案裁定中，法院在强调对被诉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的解释，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但事实却是，在刘广明案以及后续的诸多相邻权案中，法院对法律的解释却相对严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保护规范的积极意义，使其适用凸显了原告资格限缩的现实效果。借由保护规范理论，行政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衔接对应开始展露端倪。
[73] BVerfGE 15, 275 (281.f) . [74] 同注 (68) , 第178页。[72]以所谓的宪法推定和程序法推定为例：在《基本法》颁布后，联邦宪法法院曾在判决中指出：《基本法》的整体意涵——第19条第4款的表述强化了上述意涵——在于构筑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决定了，如果对某项法律的解释存在疑问，应优先认为，该项法律赋予了公民某种法律上的请求权。[18] 某种利益可能在法律上为客观法所保护, 但这种保护并不必然创设主观权利。伴随不确定性批评的还有对保护规范承载力匮乏[79]的质疑。
Wolff/Bacho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Ⅰ, Muenchen: Beck.9.Aufl.1974, S.327. [17] 主观公权利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私法理论的吸收。五、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保护规范理论背后的矛盾 保护规范理论遭遇的上述责难与暴露出的显著问题引发人们思考：从德意志帝国时代诞生起至今，这一理论为何在遭遇无数批评后仍旧能够成功存续？除却学术思考和司法适用的惯性依赖外，保护规范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包含了各种含混不清的要素，却同样散发出强大的吸引力，[85]大部分的批评者在猛烈抨击这一理论的同时，又都主张建构一种经修正的具有全新内容的新保护规范，其目的仍旧是希望通过提高这一理论的实施可能[86]而使之维续。
[11] 如果说耶利内克是现代公权利理论的奠基者，那么布勒则是此后重要的助推人。[42]加之客观规范和法律权能要素在判断权重方面的逐渐弱化，主观公权利的存立最终仅取决于，法律规范是否服务于个人利益的保护。
[43] 参见注 (15) , 第98页。因这一改变，主观公权利被认为拥有了面向时代的开放性。
[19] 参见注 (15) , 第76页。即使是Gerber和lanband这两位主观公权利的奠基者也承认, 在建构主观公权利概念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都需要将私法中的理论纳入国家与臣民关系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界分困难，使保护规范理论自始就被认为建立在并非稳固的根基[45]之上。[2] 参见季萍与南通市国土资源局行政登记二审行政裁定书，（2017）苏06行终475号。
[5] 在布勒之前，德国公法大师耶利内克在其1892年出版的《主观公法权利体系》一书中，已完成了对主观公权利的系统建构。[3] Vgl.Erichsen/Martens,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Berlin: Springer.7.Aufl., 1986, S.151ff. [4] Christoph Sening, Naturschutzrecht noch Anfang der achtziger Jahre Sening, Abschied von der Schutznormtheorie im Naturschutzrecht, Natur und Recht, No.2 (1980) , S.102.ff. [5] Hartmut Bauer, Altes und Neues zur Schutznormtheorie, Archiv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113 (1988) , S.588. [6] 将权利理解为益或利益的代表人物是耶林。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9年第2期。保护规范理论强调国家的客观法义务与公民的主观公权利，强调将主观公权利诉诸客观法规范的个别利益保护指向，并最终将其转化为法解释问题。
而另一些规范的目的明显就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例如保护公民财产和人身自由的基本权利规范。正因其破除了传统国家与个人间的权力关系，并将这一关系也作为权利义务互动往来的法律关系对待，主观公权利学理被认为具有了现代宪政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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